良贵 战国孟子用语。指人天生的善性美德。即“天爵”。《孟子·告子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南宋朱熹《孟子集注》：“贵于己者，谓天爵也。”“人之所贵，谓人以爵位加己而后贵也。”“能以爵禄与人而使之贵，则亦能夺之而使之贱矣。若良贵，则人安得而贱之哉？”意谓天生的善性美德，别人是无法剥夺的。
仁义 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春秋战国时期，仁义并举，始于墨子：“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墨子·尚同》）《老子》又有“大道废，有仁义”之说。在儒家，孔子言仁、义。孟子把两者统一起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以“仁义”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与“利”相对，“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两者的关系是：“仁，人心也”，即爱人之心；“义，人路也”，即要求区别行为之所当为与不当为。爱人要根据“义”的原则，“居仁由义”，爱所当爱。但强调以“亲亲有术”、“爱有差等”为前提。《易传》则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立论，提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汉儒董仲舒以人我之别释仁义：“《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主张察“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维护等级关系之不乱。唐韩愈攘斥佛老，复兴儒术，认为：“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原道》）并释仁、义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同上）用“仁义”概括儒家所谓“道德”，视之为儒家“道统”的核心，首开宋明理学（道学）的先河。
仁义礼智 亦称“四德”。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春秋时自孔子始分别述之，孟子进而系统化、理论化为一有机序列。《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为道德理性，礼指礼仪文饰，两者皆服务于仁、义。“四德”皆来源于天赋的人性“四端”之心。后儒又加一“信”字，合为“五常”。西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并用以配合“三纲”。南宋朱熹将“五常”表述为“四德”。认为“信”即体现于四德，不必与仁、义、礼、智并举。“信是诚实此四者，实有是仁，实有是义，礼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载四者。”（《朱子语类》卷六）而四德之中又以“仁”为统摄，提出“仁包四德”。并把“四德”升华为形而上的“天理”，“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朱子文集》卷五十九）又说：天理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朱子文集》卷五十八）。对“四德”作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总结，使之成为宇宙的本体、道德的本原。
人伦 儒家用语。《说文》释“伦”为“辈”，引申为“同类之次”，又释为“道”。其义为同类事物按次序而各有其道。就人类言，即指人际关系之次及其道德要求。《论语·微子》已有“大伦”一词，以概括“长幼之节”、“君臣之义”。孟子首倡“人伦”，其内容较“大伦”有进一步扩展：“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寇，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概括了封建社会的主要伦理关系。并认为尧舜等圣人是人伦的楷模，“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荀子·儒效》也说：“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礼记·中庸》视之为“天下之达道也”，后儒又直称为“五伦”。同时又提出“伦理”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