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男子刘太锋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沿济南市章丘区县道301线行驶时，与相向而行的60多岁拾荒老人无名氏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名氏当场死亡。事故后刘太锋自认为没有撞人而驾车离开，次日觉得不对劲报警，被认定为逃逸，负事故全责，自首也未认定。
考虑其是初犯，支付部分赔偿且认罪认罚，章丘区法院以刘太锋犯交通事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刘太锋已上诉，现济南中院正在二审。
虽然也是交通肇事事故，但本案跟很多同类案件的不同在于，撞死的是“无名氏”——死者迟迟无人认领，警方通过多种方式查找其家属无果，肇事司机发动家人在周围村庄走访询问、事故现场询问、登报寻人也无果，法医提取DNA也没什么进展。
这也导致，肇事司机本想承担赔偿责任、表示道歉，以求得对方家属谅解，却找不到门路。
非但找不到受害者家属，他找了多个部门，可因为没有先例，没有部门愿意接受这部分赔偿款和出具谅解书。
而山东省高院有关的量刑细则明确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30%以下;对于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这样一来，尽管肇事司机刘太锋态度诚恳，却无法享有相应的从宽政策。
从报道可知，现在涉事司机刘太锋咨询了当地公安等单位，这些单位都表示无法代为接受刘太锋的赔偿款项，更无法代为出具谅解书。这些单位的态度和行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接受款项的确师出无名。
鉴于此，有些法律人士建议，对此特例，司法机关可以进行特殊处理，如对他的赔偿款先由有关机关提存，再积极寻找被害人家属;还有人建议，尽早修改法律条文，可以让肇事者将赔偿款进行提存，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告公示，期间经过后，由提存部门开具谅解书，视为取得受害者家属谅解。
但其实，这笔钱放在哪，法律上是有解的——在刘太锋向无名氏的近亲属进行侵权赔偿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刘太锋是债务人，无名氏的近亲属是债权人。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下落不明，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而公证机构是我国办理提存业务的唯一合法机构。《提存公证规则》规定，债权人不清、地址不详，或失踪、死亡其继承人不清，或无行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不清的，公证处可以根据债务人申请依法办理提存。提存是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方式之一。
至于找不到死者家属、无法获得家属谅解书，也不是大问题。按现有规定，有赔偿即可从宽，有谅解只是可进一步从宽的前提。
由于本案情形特殊，纯粹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谅解书，司法机关可根据“存疑时利益归被告人”的司法精神，在从宽量刑时灵活考虑。
现在看来，该案确实是个个案，受害者是“无名氏”也是挺罕见的情况。但司法层面对这类个案的处理，也能体现法律的人文温度。因为规定是“死”的，但现实千变万化，不是有这样的“特殊情况”，就是有那样的“非常情形”，这些总会考验着司法的温度与智慧。
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要严格遵守法律，也要避免拘泥于法条，而更应该从法律精神和立法初衷寻找答案——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也在于教育。
既然肇事者有悔罪意愿也愿意赔偿，那司法也不妨更“活”些，尽量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法律惩罚与教育功能的两全，秉持法律精神做出人性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