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地质学的鼻祖，翁文灏终其一生，在历史动荡的岁月中，为我国地质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翁文灏是谁？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百年征程中，他用无数个“第一”向世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国地质学者 ；他是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撰者，也是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绘制者 ；他是第一位系统性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也是开发中国第一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
作为中国地质学的鼻祖，翁文灏终其一生，在历史动荡的岁月中，为我国地质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生于乱世，矢志报国
1889年7月，翁文灏诞生于浙江省鄞县石塘镇一个亦商亦农的传统士绅家族。作为当地有名的富户，翁家为年幼的翁文灏提供了优渥的生活。在父亲的影响之下，翁文灏从小就喜欢新奇的事物，尤其对各种发明创造尤为感兴趣。尽管年幼失恃，但在祖母的悉心教导下，翁文灏茁壮地成长着，没有沾染一丝纨绔子弟常见的恶习。
六岁那一年，翁文灏进入当地私塾开始读书。他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因而颇受老师喜爱。然而，就在翁文灏还在埋头书本一心向考之时，窗外的世界却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巨变：甲午战争战败，康有为“公车上书”，孙中山立誓结盟号召革命，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封建社会正在风雨中飘摇，在历史洪涛的怒吼中，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酝酿。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2年，13岁的翁文灏初次参加科举，一举就中得了秀才，然而翁家还没来得及高兴，延续了千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在两年后被取消了。
一时间，举国上下，无数在突然间丢失了仕途的读书人呼天号地—没有科举制度，考来的头衔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于年轻的翁文灏来说，取不取消科考制度他并不在意：旧式学校停了，那就去新式学校，只要可以学习新的知识，那就是好的。就这样，在科举制度被废除的第二年，自幼就深知“自力更生需崛起”的翁文灏随即考入上海震旦学院，在那里开始接受洋人的新式教育。
对于翁文灏而言，尽管在上海震旦学院的学业非常艰苦，但这段宝贵的求学生活却为他打开了新的人生大门。在这里，他看到了四书五经以外的新世界，一个由快速发展的科学与技术引领的新世界；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科技如何使西方国家强大起来，也目睹了落后的旧中国如何被西方列强无情践踏。面对此情此景，年轻的翁文灏感慨万千，热血沸腾，挥笔写下了“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华”的壮志豪言。自此，救世报国、匡扶中华成为他一生的志向。
1909年，发愤图强的翁文灏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的名额，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专修地质学。数年间，他省吃俭用，刻苦求学，抓紧一切机会去野外考察、调研。四年后，翁文灏以一篇“最优级”博士论文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大地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就此诞生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接受了全面系统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训练和现代科学精神熏陶的翁文灏，以“盼国势之复振”的满腔热血，踏上了报国救民的归乡之路。
薪火传承，育人育才
回国之初，翁文灏曾有过很多的职业选择，其中就包括去外企担任总工程师一职，这在当时实属炙手可热的高薪工作。然而，翁文灏却坚持“不为洋人工作”，选择了教书育人这样薪资微薄的领域，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为中国地质发展培养人才的伟大事业中。
翁文灏回国之际，恰逢我国地质学发展百废待兴。地质学家章鸿钊、丁文江等人虽积极筹办地质研究所，但彼时国内人才匮乏，研究所连教学师资都成问题。就在这时，翁文灏犹如“及时雨”一般地归国了。获知此事的章鸿钊欣喜若狂，立即向翁文灏发出了邀请。就这样，拒绝了高薪工作的翁文灏来到了地质研究所，开始走上讲台，为学生主讲矿物学、岩石学等专业课程。
翁文灏的到来，不仅使地质研究所久悬未决的专任教授一职责有攸归，“如鼎之有足，不虞覆餗”，也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研究所的授课内容，提高了教学水平。为了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翁文灏多次根据学员所需调整课程内容，先后为学生专门开设了光性矿物学、岩石及矿床学等专业课程，以求增强课业的实用性。其间，他还用法文编写了《地质学讲义》，实为由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地质学讲义。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翁文灏身先士卒，曾多次带领学生参加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北京西山、燕山等地。在教研工作之外，他还将地质研究所师生多年来所做的图表、标本等悉心汇编，对外进行了汇报性的陈列展览，而此举亦被后世学者称之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创始行为”。
在培养地质人才的同时，翁文灏也积极投身中国地质学会的建设工作。彼时，中国地质学人才在章鸿钊、丁文江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得到了显著的扩大，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以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地质系为中心的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然而随着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翁文灏渐渐发现国内地质学者的“人单势孤”—中国地质学者不仅缺少与国际学者交往的机会，就连查阅外文资料的渠道都颇为有限。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翁文灏与章鸿钊等人决心参考国外地质学会的经验，在中国为中国学者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术团体，为国内学者加强交流联系、与国外学术团体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就这样，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多方的努力之下成立了。同年，作为创会学者之一的翁文灏即代表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地质学会，出席了在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地质大会，为中国同国际地质学界的交流架起了第一座沟通的桥梁。
实调为宗，开拓创新
除了教书育人，竭尽全力地为国内地质人才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翁文灏自己也从未停下科研创新的脚步，在测绘、矿产等领域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他看来，“我们（中国）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地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动’外国人代我们研究，我们应感到十分惭愧，应自加十二分的策励”。带着这样“十二分的策励”，笃行信道的翁文灏开始了他艰苦卓绝的科研工作。
1916年，在结束了地质研究所的教研工作后，翁文灏投身到了地质调查所（原矿政司地质科）的发展与建设。其间，他以极大的坚韧和毅力，克服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条件，一路披荆斩棘，将“一穷二白”的地质调查所发展成为我国地质科学研究的中心，为开创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摆在首位的工作就是要绘制中国地质图。在此之前，中国在地质图领域几乎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即便偶有外国的探险家和科学家绘制，但地图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信息也有很多误差。为了“让中国有中国人自己绘制的标准地图”，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在翁文灏的主持之下，地质调查所在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工作。
尽管预想到了一切可能的艰辛，但这项浩大的工程比翁文灏能预想到的还要艰难：由于缺少经费，他们用过的最昂贵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头小毛驴，但多数时候连毛驴都没有，翁文灏和同事常常要靠着一双腿，走千山、跨万水，风餐露宿，其艰苦不可言表。然而，这些“柔弱”的书生们却以极其顽强的意志扛了下来，不仅如此，翁文灏还在大量野外考察和资料研究的基础上，陆续发表了《中国山脉考》《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等学术著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9年10月，由翁文灏撰写并发行的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矿产报告—《中国矿产志略》中，附着一张六百万分之一的着色《中国地质约测图》。这张看似简单的地图，其内容尽管在今天来看未免有些简单，但作为中国学者自己编制的第一张中国地质全图，它的问世却是中国地质学发展历史上的丰碑，标志着中国地质学在地图学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地质测绘和地图学，翁文灏也格外重视对矿业资源的勘测。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工科发展应与其实业发展紧密相连，“地质之应用日著，虽地质学范围甚广，不专以矿产为目的，然大势所趋，研究矿产者，不得不利用地质，研究地质者亦遂不得不注重矿产”。就这样，秉持着“以实地调查为宗”的宗旨，翁文灏开始了对我国矿产资源尤其是矿业现状的勘测和研究。在大量普查的基础上，他汇集了国内外文献和诸多古籍，先后编写了《中国矿产志略》《中国矿产区域论》《中国矿床生成之时代》等学术著作，系统详实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矿产尤其是金属矿形成的原因及分布认识。为了掌握中国铁矿储量的真实数据，翁文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终于在1921年给出了一个可靠的科学结论—中国铁矿砂总储量为97000万吨，而这也成为中国学者对本国铁矿概况所做的首次系统性的调查与总结。
学以致用，利国利民
1911年至1927年，是中国震灾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之一。1920年，甘肃省东部突然发生8.5级大地震，山崩地裂，村庄压没，人烟断绝，死伤无数。在这种情况下，翁文灏顶着余震不断的极大风险，立即带队以考察团成员的身份，亲赴甘肃震区做实地科学考察。
在灾区的调查工作既危险又繁重，但翁文灏却总是身先士卒。他广泛地统计和记录了各类宏观震害现象，为我国的地震调查与检测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影像资料。面对灾区惨烈的状况，翁文灏感到触目惊心的同时，内心也深受触动—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应是“须照得人类平安，方见得它的用处”啊！
为此，回京后他参考外国学者研究，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地方志，在精确的调查和计算基础之上，对历史上甘肃所发生的地震给予了全新的科学考察和分析，不仅找出了历史地震的分布区域与地质构造间的关联，还据此绘制了中国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并以此发表了《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等论文，获得了各国地质学者的重视。
在翁文灏看来，减少地震损伤的要务之一就是地震预警，而后者“须基于平时之研究”，建设地震监测台就成了重中之重。为此，翁文灏四处奔走筹措，终于在北京鹫峰山庄秀峰寺建立了鹫峰地震台—中国人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测震台，中国现代地震观测史也由此开始。同时，为了提高民众防震减灾的意识，翁文灏又基于大量的实地考察，撰写并发表了《地震》等科普专著，明确提出地震导致房屋坍塌的六种情况，对防震减灾工作给出了七条宝贵的建议，为民众应对地震灾害以及灾后重建发挥了指导作用。
可以说，翁文灏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极具创造性地“以旧利新”，让古籍可以为现代科学研究所用，为我国的地震科学研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时至今日，由翁文灏所开拓的地震史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地震科研的重要领域，亦成为地震预测研究手段中的重要分支，为社会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除了防震减灾，翁文灏也是我国石油勘探的奠基人之一。1921年结束甘肃地震调查后，翁文灏组建调查小组，奔赴玉门地区进行石油地质勘测。
目睹了矿业发展对西方国家的推动之力，回国后，翁文灏就一直关注矿产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开发西北矿业计划》《煤矿石油调查研究计划》等报告。在《中国矿产志略》一书中，翁文灏不仅指出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分布区域，还突出论述了陆相地层中石油天然气、石油陆相生成理论等问题，这些论断不仅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石油地质论，更带领中国石油地质学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解决抗战所需能源供应问题，翁文灏下定决心开发玉门油田。为此，他奔走呼吁，在多方帮助下成功与周恩来会晤，商洽钻机设备等问题。听到翁文灏的来意，为了民族大义，豁达慷慨的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异议”，从延长油矿调来两部钻井井深达200米的木制钻机和20多名技术人才，全力支援勘探开发。
在共同的努力下，1939年，玉门第一口油井获得工业油流，成为中国人自己开发的第一个油田。它的成功不仅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实例佐证，为新中国开发大庆油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还为后来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人才—“铁人”王进喜就是其中之一，为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生力量。
在动荡的抗日战争时期，翁文灏除了直接领导油田的勘探、开发和生产，还在抗战胜利后组织接管了被日本侵略者损毁的石油企业，接收、重建了各地区的储油设施，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逢乱世，翁文灏却不矫隐出世，不消极悲观，以一颗赤子之心报国为民。八十余年人生路，他殚精竭虑，是动荡年代埋头苦干的建设者，他尽心尽力，是艰苦岁月自强不息的先驱者。他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理论家和推动者。
在历史波涛汹涌的长河中，翁文灏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地质事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